2016/04/01 07:50:00
文:楊佳寧(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景觀與環境規劃博士,長期關注孩童的空間需求及環境人權,現從事環境規劃設計顧問工作。)
日前
立委張宏陸在立院質詢,關切
過動(ADHD)藥物浮濫的狀況,質疑學校只憑著粗糙的過動篩檢表,就讓孩子就醫吃藥。為張立委的正知正見喝彩之餘,我也不禁為過動現象在不同專業間缺乏溝通的現況感到憂心。
首先,好動與過動之間,真有一條明確的界限嗎?至少從盛行的篩檢表中我看不出來──多勾了一項「在座位上不好好坐著」的情況「還算不少」,可能孩子就要被送醫開藥了。
美國國家心理衛生院(NIMH)的網站開誠佈公地說:「科學家無法認定ADHD的成因⋯⋯ADHD可能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追根究底,想用化學物質來處理孩子情緒、個性、行為方面的問題,是一整套可議的邏輯。
成長這回事,不是就要學習怎麼與環境、與人、與自己相處嗎?
如果「過動」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目前也沒有病理學上的診斷方法,與其稱之為病,不如將它界定為一種文化現象。這個文化現象很可能包含了電視電玩的普及、食品添加物的無所不在、教育方式的轉變,以及環境的轉變。
其中最少出現的論述方向,大概就是環境了。
常有人說好動的孩子「有精力沒處花」,累積的能量似乎需要一個出口發洩。但更妥當的說法也許是,測試身體是孩子想要成長、想變強壯的本能需求。
德國教育學者Scherler認為,孩子是在遊戲中變能幹的。在遊戲中用自己的身體、用各種感官知覺體驗環境,是極重要的學習歷程。與環境互動,進而學習掌控環境,是建立自信、變能幹的必經之途。
沒有機會掌控環境、證明自己能幹的孩子容易焦慮,注意力無法集中。如果說「過動」、「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變多了,部分原因可否是我們的生活環境,已經讓孩子們無法自然地與之互動了?
環境心理學從1970年代以來,觀察歸納出幾個重要的結論,說明兒童需要什麼樣的空間環境。其中一個理論是Gibson提出的環境「啟發力」(affor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