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人權委員會－高雄分會: 青少年自殺事件背後的抗憂鬱劑

撰文／公民人權協會調查研究小組

儘管食藥署曾經發佈公告（註1），但是有多少民眾和父母知道，原本以為能防止自殺的抗憂鬱劑，極有可能增加自殺想法及風險。事實上，所有的抗憂鬱劑都可能增加自殺風險，特別是當它們開立給24歲以下的年輕人。有多少醫生和藥師會主動告知病人這個驚聳又危險的副作用？基本上，他們絶口不提。

2004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公布了一項黑框警告(這是FDA最嚴厲的警告)，認為所有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類(SSRI)的抗憂鬱藥物，都與自殺念頭及自殺行為有關。台灣幾乎沒有人知道，上黑框警語之前，美國媒體掀起長達兩年，揭發國際大藥廠隱瞞抗憂鬱劑的自殺風險問題。（註2）

2002年11月，美國福斯新聞最先報導服用克憂果會增加自殺風險，當時葛蘭素史克藥廠強烈否認克憂果會導致自殺。2004年福斯新聞針對抗憂鬱藥物導致自殺的事件做了一系列報導之後，食品藥物管理局表決通過，強制葛蘭素史克藥廠在克憂果的包裝上，標註有關導致青少年自殺副作用的黑框警語。

藥廠曾打死不承認抗憂鬱劑導致自殺

當時追蹤並深入報導的福斯記者道格拉斯．甘迺迪，是美國知名記者，也是已故甘迺迪總統的姪子。他回顧當時挖掘真相得到的藥廠回應：「我記得我曾和葛蘭素史克藥廠發言人一起把數據看過一遍，然後對他說：你們的藥物會導致自殺，這個該要治療憂鬱、該讓人不會自殺的藥，其實在讓人自殺。令我震驚的是，他們不斷極力否認藥物會導致自殺。然而兩年後，藥廠被迫承認，是的，這些藥物會讓人自殺，FDA規定它們必須在所有這類藥品上，標註黑框警語。」

根據精神科／身心科的說法，憂鬱是個複雜的問題，可由生理、基因、環境以及心理上的因素所致。精神科／身心科認為抗憂鬱是靠阻斷大腦對血清素的再吸收來治療憂鬱症，這會導致腦中有較高量的血清素。而血清素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一般認為它對睡眠及提振情緒有正面的影響。

然而，這種血清素缺乏論仍然是高懸醫界的「假說」，目前並沒有生化實驗可以證實。但這種治療卻極可能造成心情起伏不定，或導致更嚴重的憂鬱或焦慮。服用高於藥物說明書所建議的劑量，或突然停用抗憂鬱藥物，都可能增加病人體驗自殺念頭及自殺行為的機會。病人經歷多種痛苦副作用，像是暴力行為、過度亢奮或攻擊傾向，這些都可能導致自殺。

副作用痛苦到令人想去死

憂鬱症患者集結的社群網站，常可見到年輕人陳述副作用，令人觸目驚心：

A女：「治療過程中吃的藥很不對勁，吃了全身發抖，像幾百萬隻螞蟻在爬，根本無法冷靜下來；吃藥後甚至還停經半年、荷爾蒙失調加上全身新陳代謝出狀況，每分每秒都很難受，完全無法平靜，一度想去撞牆，還因此心情低落在家裡輕生，好險家人發現得早，送醫急救撿回一命。」

B女：「醫生給我更多精神科藥，包括抗憂鬱劑。常常腦壓高、眼壓高，同時發生時，我就沒辦法控制情緒，就會狂哭，哭到睡著，當時的我，覺得快瘋掉了、非常想撞牆，根本就想死！為什麼服用抗憂鬱劑之後，反而想自殺呢？」

抗憂鬱劑與靜坐不能有關。靜坐不能就是非常躁動不安，狂躁，無法安靜坐著。這種焦躁的不適感嚴重時，可能使患者不約而同的認為，去撞牆、跳樓、自殺，還是比較好的解答。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黑框警告

2018年二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更新指示，「所有」抗憂鬱藥物的藥廠要修改產品的包裝及說明，包括黑框警告和警告聲明，提醒醫療保健提供者（也就是醫生和藥師）要注意，服用這些藥物治療的青少年兒童自殺（自殺想法和行為）是會增加風險的。要求以下幾點應包含在黑框警告中：（註3）

• 任何考慮給兒童或青少年使用抗憂鬱劑，用於任何臨床用途的人，都必須在增加自殺傾向的風險與臨床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 開始接受治療的患者應密切觀察臨床惡化、自殺或行為異常變化。

• 應建議家屬和護理人員密切觀察患者，並與開藥者溝通。

在台灣，開抗憂鬱劑給青少年的精神科／身心科醫生，有沒有在落筆處方箋的時候，詳細告訴患者和他們的家人，服用這顆藥，有可能增加自殺意念？有沒有叮嚀家屬，密切留心患者反常的行為，不論是自殘、暴躁或暴力？這時需要改變治療方式，並且考慮停藥。

根據幾十位精神藥物受害者報告給公民人權協會（CCHR台灣分會），目前沒有看到一個精神科／身心科醫生，對病患及家屬做以上提醒。更多醫生只是深怕病人不再吃藥，沒有服藥順從性。醫病之間資訊的不對稱，順理成章的，系統性的壓制了真正的知情同意權。

青少年自殺事件頻傳

去年11月中旬，台大在5天內連續發生3起學生自殺事件，而不僅台大，海科大、成大等校陸續也發生學子走上絕路的憾事，在在引起社會議論。翻開社會新聞，2020年初，東吳大學男女學生輕生，住處無遺書，但發現抗憂鬱劑藥袋。同年11月，國中少女輕生時仍在接受抗憂鬱治療。2018年6月高雄國立大學大四女學生墜樓，住處無遺書，但發現抗憂鬱劑藥袋。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台灣的兒童及青少年自殺死亡人數，從2012年到2019年，呈現上升趨勢，2017-2019年更極度竄升。而對照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人數的統計曲線，趨勢及形態幾乎平行。特別在2017-2019年也是陡峭攀升。

當精神科／身心科的衛教進入校園，甚至連國中健康與體育課本和高中的健康與護理課本，都明明白白告訴學生，憂鬱就去找精神科／身心科拿抗憂鬱劑。受到妥善衛教的學生們，也常常勇於主動找醫生專家。為什麼換來的卻是青少年已經縱身跳下去，而抗憂鬱劑的藥還躺在屋子裡的結果？近年來，接受治療的青少年和兒童的人數遠比以前更多，所以要教人如何相信，那些已經逝去的年輕生命，是因為「太晚來找醫生了」或是「資源不夠」？

了解藥物副作用只是基本的知情同意權

丹麥哥本哈根北歐科克倫中心(Nordic Cochrane Centre) 和哥本哈根大學的Andreas Ø Bielefeldt教授等醫學專家，在英國皇家醫學會學刊2016年十月發表的研究顯示，不只對未成年患者，抗憂鬱劑也造成健康成人自殺和暴力傷害的風險加倍，換言之，包括青少年人口，服用抗憂鬱劑每十六人中就有一人受自殺或暴力的副作用之苦。（註4）

2019年2月的英國醫學期刊(BMJ)，由澳洲伯斯約翰科廷公共政策研究所（John Curtin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in Perth）的 Martin Whitely 和阿德雷德大學研究小組的 Melissa Raven 和 Jon Jureidini，合作發表研究顯示，澳洲年輕人（5-19歲）自殘和自殺的最常用的方法是過量服用抗憂鬱劑，也就是故意過量服用本應幫助他們的藥物。研究結論擔憂，由於自殘的人在以後的生活中自殺的風險會增加，因此這些結果可能預示著澳大利亞未來自殺率的上升。（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