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分享: 社會壓力導致多動症患兒增多

(以下文章來源 紐約時報中文網)

在2011年秋季至2012年春季之間，全美國的人突然驚覺，他們再也買不到治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 ，此前通常稱為「多動症」——譯註）的葯了。低劑量類的葯供應尤為緊缺。該類藥品短缺的背後有不少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供應跟不上突然爆發的增長。

在過去幾年裡，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確診數量飛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之前，只有不到5%的學齡兒童被診斷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在今年早些時候，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提供的數據顯示，在4歲至17歲的孩子中，有11%都在某階段確診患有此症——而且這個數據還不包括那些首次檢出患病的成人（開誠布公地說：我是其中一個）。

這多出來的幾百萬患者要接受常規劑量的興奮型藥物，來保持神經系統處在可控狀態。對我們之中的很多人來說，這些診斷以及隨之而來的治療——行為上以及藥物上的——都被證明是有效的。但還是有問題存在：我們是從哪兒染上了這種病？是不是許多美國人一直都處於病態過度活躍狀態，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而只不過直到現在才接受了他們所需要的治療？

也許不是這樣。在640萬被確診患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兒童中，有很大一部分與普通的未患該症的兒童相比，並沒有什麼生理上的差異導致他們更容易分心。生物性或者環境上的改變是否導致了生理的變化，目前也是存疑的。相反，患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人數的快速增長也許與社會學因素有着更密切的關係——我們教育孩子方法的改變，我們與醫生交流方式的改變，以及我們對孩子的期望的改變。......

不過，這些研究並沒有轉化成客觀的診斷方法。在接到確診前，我曾與一位精神科醫生會面了幾次，這位醫生與我和我的丈夫進行了面談，從我的醫生那裡拿走了一份病歷，還讓我做了幾個智力測試。但這並不是通常的做法，也不僅僅是因為我是以成年人的身份被確診才會這樣。大多數兒童是在與他們的小兒科醫師進行短暫接觸的基礎之上被診斷為患病的。事實上，這個診斷可能就是這麼簡單：給孩子開利他林（Ritalin，中樞興奮藥物——譯註），告訴家長注意觀察這個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能否改進。

不夠嚴謹的態度為大量建立在生物學以外的基礎上的診斷創造了空間。舉例來說：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作為一種「流行病」的開始與一系列鼓勵診斷的重要政策變化有關。來自位於俄勒岡州的太平洋大學(Pacific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亞當·拉法洛維奇(Adam Rafalovich)認為，在1991年，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被列入《殘障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隨之而來的是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在1997年的一次大改革，允許製藥公司更便捷地直接面向公眾做宣傳——具有極大影響力。這是第一次，獲得該病的確診能帶來種種好處——比如說，能得到家教輔導，在標準化測試中考試時間還能得到寬限。到了20世紀90年代晚期，越來越多家長與教師意識到了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存在，同時知道它有葯可醫，該病的診斷變得越來越常見，時至今日，在很多人看來，它只不過是童年經歷的一個部分而已。

斯蒂芬·欣肖(Stephen Hinshaw)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心理學教授，他發現另一個顯著的相關性因素。欣肖對這種疾病極不均衡的地理分佈感到十分震驚。2007年，在北卡羅來納州，有15.6%的4至17歲孩子都在某一時期內被確診患有該病。而在加州，這個數據為6.2%。總的來說，兩州之間的數據差異代表了美國南部與西部該病確診率的巨大差異。甚至在欣肖的團隊把排除了種族與收入等因素後，他們還是發現在北卡州被確診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孩子差不多是在加州的兩倍。

和拉法洛維奇以及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等社會學家一樣，欣肖也認為這類數據是社會學因素對於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確診數量上升的影響的證明。為了縮小這些影響可能存在的範圍，欣肖衡量了診斷工具、醫保種類、文化價值觀以及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理解之間的差別。這些看起來都無法解釋這種差異——直到他把目光轉向教育政策。

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簽署的「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是第一項將學校的財政撥款與標準化考試成績聯繫在一起的聯邦法案。但是在過去30年中，各州都在緩慢推行類似的政策。北卡羅來納州是首批引進這種項目的州之一；而加州是最末一批中的一員。這些法律的施行與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確診率之間的關聯在地域範圍內也是成立的。當欣肖把這些學校政策與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發生率進行比對時，他發現當一個州通過視標準化考試得分對學校進行賞罰的法律時，不久之後該州的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診斷就會上升。在全美國範圍內，在「有教無類法案」頒佈後的前四年，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診斷率增長了22%。

在此要說清楚的是：這些是相關性，並不是因果聯繫。但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教育政策、身心殘障者保護以及廣告宣傳自由，林林總總好像在對彼此眨眼暗示。從家長和教師的角度來說，如果藥物提高了孩子在考試中的表現，讓他們平靜下來不再讓其他人分心的話，確診算得上是一種成功。（在有些學區，確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兒童，其考試成績不計入學校的平均分統計。）欣肖說，明顯可見的是，撇開生物學上的流行性，是這些動因合力導致了該疾病確診數量的大爆發。

 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確診率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有着很大的差異。在2003年，當近8%的美國孩子被確診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時，只有2%的英國孩子拿到了相同的診斷書。據英國國家健康中心(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估計，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孩子現在已經高達5%。為什麼英國有相對較低的發病率呢？可是為什麼他們的發病率也在升高？

康拉德表示，這兩個問題都與社會定義疾病的方法不同有關。在美國，我們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為D.S.M.）做出診斷，而歐洲人則一直使用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簡稱為I.C.D.）。「I.C.D.對於診斷的指導要求要嚴格得多，」康拉德說，「但是，因為很多原因，D.S.M.在更多地方得以更廣泛使用。」康拉德現在正在研究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確診率的上升，他相信美國正在向外輸出D.S.M.的疾病定義以及相應的醫療措施。他認為，其結果是「現在我們看到在美國之外越來越高的發病率。」

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學教授喬爾·尼格(Joel Nigg)認為，這是在美國正在進行的一個更大風潮的一部分：過去幾代人可能用其他方法處理的特定情況，如今都用醫療手段來處理了。學校曾經懲罰那些不能安靜坐着的孩子。今天我們更多地認為這些孩子需要心理治療和藥物。尼格說，當有人不符合規矩時，我們就給他們的行為貼上標籤，對其進行治療、判其有罪或者向其進行說教。

對有些孩子來說，吃藥可能是比被貼上惹禍精這個標籤更好的結局。但這樣做當然也有壞的一面，特別是當有那麼多動機都在鼓勵過度診斷的時候。醫學治療可能像道德說教一樣對人造成傷害。就在不久前，同性戀還被官方認為是一種精神疾病。而在某個時期有一個不同尋常的社會盲點，人們用「漂泊狂」這個診斷來解釋為什麼黑人奴隸想要逃跑獲得自由。

如今，許多社會學家和神經系統科學家相信，在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生物學基礎之外，確診率的急劇增長是由社會學因素引起的——特別是那些與教育以及我們對孩子期望改變相關的因素。在該病確診宗數增長的這30年中，美國人的童年也徹底改變了。甚至在小學階段，孩子們的作業都增加了，休息時間減少了，用來放鬆與玩耍的自由支配時間更是少了許多。看着這樣的情況，很容易就能看出來，當孩子被期望成為小大人的時候，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何以成為了一個方便的社會萬金油。高風險的標準化測試，進入頂尖大學的激烈競爭，越來越不景氣的經濟使得那些沒上大學的人再也不能靠藍領的工作維生——所有的這一切都從政策改變與文化期望中得到反映，但它們可能也通過更令人困擾的方式表現出來——就像是行為被歸為病態的孩子數量上升。

Maggie Koerth-Baker是BoingBoing.net的科學編輯，也是有關未來能源生產和消費的著作《在燈光熄滅前》(Before the Lights Go Out)的作者。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10月20日。

翻譯：吳靜

全文: http://m.cn.nytimes.com/education/20131105/t05adhd/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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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以下相關過動兒的真相:

「仔細想想幾個字眼，還有這些字眼是如何被使用的。

以「正常」為例， 你可能對於正常的生活有自己的看法。 

正常的生活包括使用具成癮性、改變心智、

還有潛在危險的精神科藥物嗎？

正常的生活包括­完全依賴這種藥物去維持正常嗎？

再看看「醫療用藥」（medications）這個字眼又如何呢？

這是藉著讓你在腦海­中浮現某個和藹的家庭醫師，

開了溫和的咳嗽糖漿的印象來讓你安心，不是嗎？

沒有什麼比­此更偏離事實的了。

精神科用的藥是一種非常強力的成癮性藥物。

接著就有了這個字眼「科學的」（scientific），

它經常被精神病學拿來助長他­們聲明的正當性。

根據《世界之書》(World Book Dictionary)這本字典，

此字意謂著「系統性的；精確的；嚴謹的」

這些特性跟­精神病學毫不相干，

就連它的表兄弟── 心理學也是一樣無關。

其他的字眼在他們的手中也飽受摧殘，

例如「價值觀」、「對」、「錯」、「安全」，甚至­「教育」。

這是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學家的狡詐宣傳── 重新定義字的意思。.......

－－國際公民人權委員會總裁　珍 伊斯特蓋(Jan Eastgate)

（以上文章摘自　《藥害兒童：精神病學摧毀生命》這份報告）

線上 《致命的錯誤》紀錄片：

一旦你聽完八位勇敢母親、她們的家人、

健康專家、藥物顧問及醫生的看法，你會深信一件事⋯⋯

精神科醫生帶來致命的錯誤。

   http://tw.cchr.org/videos/dead-wrong.html

建議事項

1 你有權力拒絕讓你的小孩在學校裡參加任何的精神病學或者心理學問卷。

2 如果你的小孩在沒有經過你的同意下，被送去做心理學或是精神病學的篩檢，

或是被強迫用藥或者傷害，請向律師諮詢你的權利，

來對負責的心理醫師或精神科醫師、他們的社團及協會提出刑事與民事訴訟。

3 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必須要從教育的體制下徹底根除，

而他們強迫且無用的方法也不應被政府所補助。

如果你知道有任何人，

包括任何小孩曾經被精神科醫師、

心理師、或其他心理健康執業者

所虐待或傷害，

請聯絡公民人權委員會　高雄分會

電話：0963-671815

信箱：鳳山郵政23-159 信箱

電子信箱：cchr.ks@cchr.org.tw

警告：

任何人在沒有合格的、非精神科的醫生之協助

及建議下，都不應該停止服用任何精神科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