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淳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齡兒童的家長應該都有過類似的經驗：起床時間到了，孩子遲遲不肯起床，連哄帶騙總算把孩子弄下床，接著刷牙洗臉、吃早餐、換衣服、上學……。儘管每一個步驟都再三催促，孩子卻還是慢條斯理、東摸西摸，毫不在乎，好像臣子恭請皇帝上朝一樣，皇帝不急卻急死了自己，怕孩子遲到害得自己上班遲到……。其中，有些孩子在學校上課老是不專心，無法乖乖坐好專心聽講，因而經常遭到老師警告；若狀況持續不斷，老師即可能會暗示、甚至明示家長「該帶小孩去看醫生了」。根據今天的醫學標準，這樣的孩子可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ADD）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注意力缺失的其實不只是孩子而已。我國衛福部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標準所編寫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一書中提到，我國的ADHD的盛行率約為5-7%，且60%個案的病情會持續到成人。DSM-V明確地將成人納入注意力缺失的範疇當中；不論是否成年，只要有以下「症狀」五項（青少年和成人）或六項（兒童）、持續六個月以上，就可以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症」：
一、經常無法仔細注意細節或者在做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時粗心犯錯（例如：看漏或漏掉細節、工作不精確）。二、工作或遊戲時常有維持持續注意力的困難（例如：在上課、會談或長時間閱讀時有困難維持專注）。三、直接對話時，常好像沒在聽（例如：心好像在別處，即使無任何的分心事物）。四、經常無法遵循指示而無法完成學校功課、家事或工作場所的責任（例如：開始工作後很快失焦且容易分心）。五、經常在組織工作與活動上有困難（例如：難以處理接續性的工作；難以維持有序的擺放物品及所有物；亂七八糟、缺乏有組織性的工作；時間管理不良；無法準時交件）。六、經常逃避、討厭或不願從事需要持久心力的工作（例如：學校功課或家庭作業；在青少年和成人的準備報告、完成表格填寫、看長篇文件）。七、經常遺失工作或活動所需的東西（例如：學校課業材料、筆、書、工具、錢包、鑰匙、書寫作業、眼鏡、手機）。八、經常容易受外在刺激而分心（在青少年和成人可包括想無關的內容）。九、在日常生活中常忘東忘西（例如：做家事、跑腿；在青少年和成人則有回電話、付帳單、記得邀約）。礙於篇幅，完整的診斷標準請參見下列網址：https://goo.gl/OPzvp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44-46頁。
看完上述列表，有沒有覺得好幾項目似曾相似，好像自己也常常如此？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的主持人Allen Frances在他的著作《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一書中反省道：「這個疾病以前只侷限於小比例的兒童身上（…）。但沒多久，各式各樣干擾上課的行為就都成了醫療問題。人們開始濫用注意力缺失症，十成的孩子都符合患病標準了。現在每個班上至少都會有一、兩位孩子正在服藥。注意力缺失症也成了標準答案，用來解釋成人舉止行為上的各種問題。」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一：歸咎於個體的集體問題
以台灣本土的狀況為例，ADHD 的發生率從1997到2007年間增加了17 倍，認為這「的確是一項驚人的現象」（宋鴻樟、董姿伶，2009：20。轉引自曾凡慈，2015：17）。而ADHD在世界各地的盛行率在5-12%不等（衛生福利部，2015：15），隨著診斷標準、國別、診斷基礎的不同，某些研究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的比例可高達17.8%，且在特殊機構中的研究案例中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或過動者可達24%-56%（Lauth & Schlottke, 2003:30-33）。
從上述比率看來，注意力的問題顯然已經是個集體現象。然而弔詭的是，在注意力問題被醫療化的過程中，診斷與研究卻是徹底歸咎於個體的，包括：腦傷（中樞神經受損或控制功能不足）、體質壓力論、神經傳導異常、訊息處理能力不足、前額葉功能缺損（腦皮質活化較低）、腦部構造不同、刺激傳導不足、多巴胺缺乏、過敏（如異位性皮膚炎）、遺傳傾向…等等生理的指標。所有的診斷都將注意力缺失的問題認定為個人的問題，卻從未考慮人們的不專心是否與制度、規範等集體事實有關。
從上述比率看來，注意力的問題顯然已經是個集體現象。然而弔詭的是，在注意力問題被醫療化的過程中，診斷與研究卻是徹底歸咎於個體的，包括：腦傷（中樞神經受損或控制功能不足）、體質壓力論、神經傳導異常、訊息處理能力不足、前額葉功能缺損（腦皮質活化較低）、腦部構造不同、刺激傳導不足、多巴胺缺乏、過敏（如異位性皮膚炎）、遺傳傾向…等等生理的指標。所有的診斷都將注意力缺失的問題認定為個人的問題，卻從未考慮人們的不專心是否與制度、規範等集體事實有關。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二：藥物治療作為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
面對注意力缺失這個被歸咎於個體的慢性疾病，醫療體系傾向於採用藥物來進行長期治療。已有研究顯示，雖然藥物治療初期有效，然而當藥物治療二十四至三十六個月時，患者的注意力不足的症狀卻惡化了，且用藥者在三年之後的「犯罪得分」更高，這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在學校裡以及面對警察時惹出麻煩（Whitaker, 2016: 290; Jensen, 2007）。如上所述，即便藥物治療的長期效果至今存疑，但相較於其他治療方式（如感覺統合治療、認知行為治療），藥物治療卻愈來愈被醫療機構與衛生部門視為治療的重要選項。
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歷年的藥品使用量分析[1]，不論是短效的利他能（Ritalin）或長效的專思達（Concerta），過去十年間的使用量皆持續攀升。一般型與緩釋型的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即利他能和專思達的有效成分）的醫令申報總數量，從民國93年到104年成長了四倍有餘（見圖表一）。
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歷年的藥品使用量分析[1]，不論是短效的利他能（Ritalin）或長效的專思達（Concerta），過去十年間的使用量皆持續攀升。一般型與緩釋型的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即利他能和專思達的有效成分）的醫令申報總數量，從民國93年到104年成長了四倍有餘（見圖表一）。
這是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無法證實其長期療效的慢性病治療藥物，其使用量何以持續增加？有四個重要的理由，讓藥物治療得以持續躍升為治療注意力缺失的重要工具（Dupanloup, 2004 :299）：
一、學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學校生活的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老師卸責，並減少教學困難的罪惡感。
二、家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教養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父母卸責，並減少教養困難的罪惡感。
三、自我評價的因素：藥物治療可以讓患者將自己的偏差行為歸咎於生理因素，能將失敗中性化，並減少挫折帶來的罪惡感與責任。
四、藥物治療作為一種知識權威的宣示，能夠協助人們辨識、管理與糾正群體之中的個體差異；而就算藥物治療未必有效，也能夠藉此標示出患者的「他者」身份：殘缺者或秩序的威脅者。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三：為什麼是兒童？
在注意力缺失的定義於DSM-V擴張到成人與青少年之前，一直都是一個兒童專屬的病症。然而，如果此病症真的如DSM-V所描述，是不分年齡的普遍病症，那麼，為何發現之初卻是針對兒童呢？事實上，七歲以下兒童的人口數不僅在人口結構上遠比成人為少，且根據DSM-V的標準，成人比兒童更容易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成人須符合五項標準，兒童則須符合六項）；如此推理的話，成人確診數量理應遠遠高於兒童，當初應該更容易在成人身上發現此疾病。然而弔詭的是，為什麼當代的精神醫學卻是在兒童而非成人身上發現了這個病症？[2]
面對上述這個定義與確診對象的弔詭，從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對精神疾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把童年當作「知識—權力」行動的目標，正是精神病學普遍化的條件之一。
透過對兒童的審查，可以確認成人的品行在兒童身上的再生產；反過來，既然在兒童身上可以生產這些品行，那麼，所有不符標準的成人行為也就都可以被精神病學化了（Foucault, 1999: 286-290）。
精神病學透過對兒童的審查，來確認兒童是否具有「成為人」的資格，並反過來驗證了「成人」的資格。傅柯認為將兒童行為問題化，正是當代精神病學普遍化的其中一種途徑。
透過對兒童的審查，可以確認成人的品行在兒童身上的再生產；反過來，既然在兒童身上可以生產這些品行，那麼，所有不符標準的成人行為也就都可以被精神病學化了（Foucault, 1999: 286-290）。
精神病學透過對兒童的審查，來確認兒童是否具有「成為人」的資格，並反過來驗證了「成人」的資格。傅柯認為將兒童行為問題化，正是當代精神病學普遍化的其中一種途徑。
是社會化問題，還是真的有病？
診斷的目的是為了治療，許多確診兒童的師長，也確實是希望能夠藉由治療的協助，使孩子能夠在適當的場合有適當的舉止表現。這樣的心情的確道盡了ADD/ADHD患者的父母與師長的苦衷。不過，可以追問的是不專心的問題真的是出在「個人」身上嗎？
注意力缺失真的全然是一種生理現象嗎？
截至目前為止，試圖辨認過動症兒童之特定神經化學失衡的努力結果，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Whitaker, 2016: 283）。然而，根據持續擴張的診斷標準，在不久的將來，成人注意力缺失症可能會成為最流行的診斷項目（Frances, 2015 :253），例如，無法專心、坐不住、與人對話心不在焉，這些每個人都可能發生的狀況在DSM-V的診斷下就可能患了注意力缺失症。
注意力缺失真的全然是一種生理現象嗎？
截至目前為止，試圖辨認過動症兒童之特定神經化學失衡的努力結果，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Whitaker, 2016: 283）。然而，根據持續擴張的診斷標準，在不久的將來，成人注意力缺失症可能會成為最流行的診斷項目（Frances, 2015 :253），例如，無法專心、坐不住、與人對話心不在焉，這些每個人都可能發生的狀況在DSM-V的診斷下就可能患了注意力缺失症。
然而「什麼時候該專心」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都不是個體的，反而一直都是集體的、社會的標準；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跟「什麼時候該結婚」這個問題一樣困難，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社會賦予的集體價值縮影。
例如，同樣的行為在不同場合中往往會被賦予不同的評價；行為的本質儘管相同，但社會所賦予的缺陷或美德的評價卻遠遠不同（圖表二）：
例如，同樣的行為在不同場合中往往會被賦予不同的評價；行為的本質儘管相同，但社會所賦予的缺陷或美德的評價卻遠遠不同（圖表二）：
圖表二（本文作者改編自：Dupanloup, 2004 :317）
在社會學的定義裏頭，人類學習、適應各種社會制度、傳統與規範的過程，就是所謂「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終其一生都不會停歇。也就是說，學習如何與人相處、服從規則和權威、順應制度要求…等，都是社會化的表現。那麼，當小學生無法在學校的座位上坐好坐滿四十分鐘，為什麼不是因為他對課程內容不感興趣、覺得上課時間有點太長、或是椅子太硬不舒服、不喜歡老師或同學，卻是因為他得了所謂的注意力缺失症呢？當一個人無法專注地與人交談，為什麼不是因為對交談內容或對象不感興趣，而是因為得了注意力缺失症呢？不論在學校、公司以及各種人際應對中，人們所展現出來的不專注，也許更有可能是因為「社會化」的過程出了問題，因而不願意或無法服膺當下的互動規則。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透過建立起診斷標準轉化為醫療問題的時候，也許正如傅柯所言，正是一種精神醫學普遍化的展現。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
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透過建立起診斷標準轉化為醫療問題的時候，也許正如傅柯所言，正是一種精神醫學普遍化的展現。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
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小結：不專心的問題不應為醫療語言所壟斷
如果不專心是一種「缺失」，那麼，問題的解決之道不該僅由醫療語言所壟斷，因為「誰在什麼時候應該專心」的問題，牽涉層面並不僅止於個體的生、心理狀態，更牽涉到制度設計，例如：上課時間是否過長？教學的方法與內容是否足夠引發興趣？對上課沒興趣的人是否有其他選擇？這也牽涉到社會對「秩序」的要求，例如：學生上課想講話是好事還是壞事？該禁止還是鼓勵？在團體中標新立異不願從眾，究竟是有創造力的表現而應該加以鼓勵，還是應該「棒打出頭鳥」，要每個人都安份循規蹈矩就好？諸如此類，集體生活中對於「秩序」的要求與想像，本質是集體性、社會性的，從來都不是單純個體的問題。
也因此，如果「不專心」確實是個問題，那也絕對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更是集體的問題；而問題的解決之道需要的是集思廣益地對制度、規範與秩序進行重新思考，而不是任由醫療語言片面壟斷對個體生命的解釋權，因為「不專心」如果是個問題，也絕非單靠精神醫學就可以理解、詮釋與解決的。
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
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也因此，如果「不專心」確實是個問題，那也絕對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更是集體的問題；而問題的解決之道需要的是集思廣益地對制度、規範與秩序進行重新思考，而不是任由醫療語言片面壟斷對個體生命的解釋權，因為「不專心」如果是個問題，也絕非單靠精神醫學就可以理解、詮釋與解決的。
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
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註腳
[1] 網址：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1&menu_id=713&webdata_id=2922
[2] 有專家認為，「十七歲以後的成年人，符合過動與分心的症狀的數目降低成五個就行（在兒童時期是要六個以上才算數）。此種界定也與現況相符，因為成年人的ADHD患者，很難回想起小時候的事情，尤其是七歲以前的事。如果個案父母並未陪同就醫，這樣的資訊根本無從得知。此外，依照現行研究的結果，成年之後，過動的狀況會因為大腦適當發育，而隱而未見。但不專心的症狀仍舊持續，對於枯燥乏味之事仍無法維持其注意力。」（引自：泛科學，〈ADHD在DSM-5的變化〉，2014年12月4日，網址：http://pansci.asia/archives/70727）。然而，若上述論點成立，就代表醫療介入可能是多餘的，因為即便年幼時未經診斷治療，待大腦適當發育，過動症狀就會改善。至於「對於枯燥乏味之事無法維持其注意力」這個標準，若要以此來論斷患病與否，更需要堅實的證據來證明「枯燥乏味」與「注意力」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更何況每個人感到枯燥乏味的事物也未必相同。
參考文獻
Dupanloup, Anne, L’hyperactivité infantile : analyse sociologique d’une controverse socio-médicale, thèse doctorale, 2004, Université de Neuchâtel, Faculté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Foucault, Michel, Les anormaux.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1999, Paris: Seuil/Gallimard.
Frances, Allen，《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2015，台北：左岸。
Jensen, Peter, ‘3-year follow-up of the NIMH MTA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6(2007): 989-1002.
Lauth, Gerhard，F. Schlottke，《兒童注意力訓練手冊》，2013年7月，初版16刷，台北：張老師文化。
Whitaker, Robert，《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2016年10月，台北：左岸。
曾凡慈，〈兒童過動症的在地興起與專業技能網絡的變遷〉，《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1期，頁15-76，2015年10月。
泛科學，〈ADHD在DSM-5的變化〉，2014年12月4日，網址：http://pansci.asia/archives/70727
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
文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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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除了在合格的非精神科醫師指示與輔導之下，
不應停止服用任何具有處方箋的精神科藥物。
不應停止服用任何具有處方箋的精神科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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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分享：西醫開的這些藥「太毒了」，藥廠已經宣布停產⋯⋯
多年來的媒體宣傳及藥廠廣告影響下，過度活躍症（ADHD）已經成為第二位常見兒童的病症（第一位是哮喘）。
過度活躍症往往與兒童的成績太差或記憶力差有關。即使不少人指出孩子正在被迫服興奮劑治療，活活受罪，但大藥廠依然堅稱藥物治療無損孩子健康。
不過在2009年──剛巧是阿得拉失去專利權之時──《美國精神病學期刊》發現該藥正在謀殺孩子。
研究人員研究564宗7至19歲青少年突然死亡的個案後，發現與興奮劑（stimulant）的應用有莫大關係。當然，藥廠的醫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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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參考替代療法：http://goo.gl/pZSX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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